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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大數據”會傷害納稅者的利益嗎?

 從理論上講,從2016年5月份開始,伴隨“營改增”的完成以及“金稅三期”的上線,至少所有企業納稅者已經納入增值稅系列,同時也進入稅務機關的增值稅監管系統,必須接受稅收大數據技術的全覆蓋。從此,企業納稅者的大部分重要涉稅信息,特別是增值稅發票的流轉行為將被全面監控,逃無可逃,這意味著,中國納稅者將進入稅務監管的“嚴冬”,面臨新的生存考驗。
  一、“稅”網恢恢,疏而不漏
   以互聯網技術為支撐的“金稅三期”工程,其能量究竟有多大雖不敢斷言,但它對企業增值稅發票真假以及流轉情況掌控的即時性與高效率毋庸置疑。比方說,如果甲企業在乙企業處取得了一份增值稅專用發票,而且,稅務機關根據乙企業以往使用增值稅發票的歷史記錄以及經營業績情況,已將其列入疑似虛開增值稅發票的“黑名單”,那么,稅務稽查人員完全可以做到即時取證,人贓俱獲,并同時對甲、乙企業過去增值稅發票與納稅的情況進行全面檢查,進而追繳稅款,“應收盡收”。
   事實上,“金三”上線之后,稅收大數據技術將全面助力稅務征管,提升稅收征管質效,在涉稅信息的搜集、抓取、存儲與使用方面高效率運轉。正是鑒于對此新變化的認知,以至于有媒體聲稱:稅務大開殺戒,一個偷漏稅的時代即將終結!
   毋庸諱言,稅務系統通過多年來的績效考核、管理體制創新、征管模式更新換代,各級各類的業務培訓,比如從2016年起在全國稅務系統實施的素質提升“115工程”(即通過五年努力,打造一支擁有1千名領軍人才、1萬名業務骨干和5萬名崗位能手的高素質人才隊伍。),以及“數字人事”等科技手段的使用,等等,已經大幅提升了稅務機關和人員的工作效率,促進了聚財目的的實現。在邏輯上便意味著,中國納稅者平均稅負的提高,可支配財富的減少。如果在宏觀經濟形勢比較好的情況下,納稅者的稅負提高一點,納稅者或許可以承受。但在中國經濟下滑早已成為公開秘密的大形勢下,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時間已持續很久的大背景下,如果任由稅務機關的征稅能力繼續提高,納稅者稅負繼續加重,或將適得其反,南轅北轍,背離稅收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福祉總量的終極目的。
   就本質而言,稅收大數據技術作為一種洪荒之力,一旦被稅務機關借用,便會加劇征納稅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如果再加上征稅權力缺乏“閉環式”監督機制制約的話,便會增加征稅權尋租與腐敗的機會,大面積傷害納稅者的利益。
   而且,伴隨稅收大數據技術的逐步運用,特別是納稅人識別號制度的推進,每一個納稅者,不論是自然人納稅者,還是法人納稅者,都將隨著稅務監管系列制度的推進,全部納入國家稅收信息監管系統之中,實現全覆蓋,從而接受稅收大數據技術的審查與檢視,最終實現“稅”網恢恢,疏而不漏的目標,可以使稅務機關指哪打哪,做到精確稽查,精確打擊,精確收稅,“應收盡收”。
   以個稅征管為例,隨著全面推行銀行代發工資模式,以及納稅人識別號制度的落地,個稅納稅者逃稅將越來越難。而且,隨著明年對600萬以上銀行賬戶的檢查,個人涉稅信息會被稅務機關進一步掌握。又比如,伴隨實名辦稅制度在全國的推進,增值稅發票監控平臺的構建,以及“金三”強大的大數據評估與云計算技術能力的提升,包括“五證合一”后相關政府部門和組織的信息共享機制等監管舉措的落地,稅務征管權力將進一步擴張,征納稅者之間涉稅信息不對稱態勢也將進一步加劇。
   而且,真正的問題或不在于稅務機關該不該監管,以及監管的松緊,而在于稅收的本質。就稅收的本質而言,國民交稅是為了從國家那里交換到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納稅者給國家交稅,絕不是一種大公無私的行為。國民與國家之間是一種目的與手段的交換關系,不是一種原因與結果的交換關系。或者說,如果國家如約為國民提供了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如果財政預算公開透明,即便稅務機關自我授權擴權,借用了稅收大數據的技術力量聚財,國民對其正當性與合法性也許能夠默認。遺憾的是,當下財政預算公開透明還是一個有待突破的改革“瓶頸”,依然為社會輿論所長期詬病。
  二、稅務監管的“嚴冬”有多冷
   坦率地說,中國納稅者即將遭遇的稅務監管之“嚴冬”剛剛開始。
   對中國納稅者而言,最難過的并不僅僅是稅務機關將借用大數據技術精確抓取信息、精確稽查與精準打擊和收稅;還在于稅務機關能借助工商稅務,包括黨政等部門和社會組織的權威;再根據不同納稅者的身份特點所構建之龐大的協稅、互稅網絡體系。這是一種“看不見”的聚財強制力,如果聚財需要,它隨時都可能成為斂財“預備隊”。而前不久某地借用紀委權威催繳黨員法人企業稅款一事,便是再典型不過的例證!
   直言之,未來中國納稅者不僅要面臨諸多大數據技術支持下的稅務監管無形之網,還將面臨各種社會組織有形之網;不僅要面臨稅務系統內強大技術信息網的監管,還將擔心稅務系統之外種種正式與非正式組織之網的時刻惦記。
   更為要命的是,一旦全社會進入“稅”網恢恢,疏而不漏之地,或是中國經濟動力全面消減衰弱之時。因為面對“稅”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大環境之時,理性的納稅者,要么選擇歇業停產,要么選擇減產,降低經營成本,或者為了規避稅務機關查“老賬”,選擇通過注銷企業的路子逃稅避禍,或者跑路,移民國外,等等。
   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家的首創精神與逐利本能是市場經濟的原動力。企業家進取心的減弱,無異于經濟動力系統運轉的減速。邏輯上,經濟將繼續下滑,稅源會逐步萎縮,公共產品將供給不足,社會治理便進入“死循環”。不論是政府,還是納稅者,誰都不愿意看到這種景象。這是一種互害的選擇,也是一種極不理性的選擇。
   三、消減恐懼,尋找“過冬”大智慧
   稅收大數據既是一種技術,更是一種能量與資源,具有嫌貧愛富、恃強凌弱與欺軟怕硬的特性,誰有權和能力最先使用和借用,便對誰有利。如果稅務機關最先且有能力使用稅收大數據技術,那稅收大數據便等于擴大了稅務機關的征管權力,可以通過加劇征納稅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助力稅務機關高效聚財;反過來意味著稅收對納稅者權利的侵害加劇,使其可支配財富減少。毋庸諱言,在初級發展階段,稅收大數據技術最容易被稅務機關所利用和借用,從而對納稅者權利形成新的侵害。
   或許在一些專家學者看來,中國納稅者的大口徑宏觀稅負并不高,比2013年各國平均水平38.4%還低9.4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低13.8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還低4.4個百分點。且不說這種統計結果依據的是公信力早已式微的統計部門數據,也不說未將通貨膨脹因素計入。至少此主張者的目的,無非是在告訴社會,稅務機關還可以通過稅收大數據技術的應用,通過加強稅務監管,遏制稅收收入下滑的趨勢,彌補經濟不景氣的減收缺口,繼續滿足政府的剛性需求。問題在于,中國真的還有提高稅負的空間和機會嗎?
   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主持的調研報告顯示,中國企業家認為稅負很重和較重的比例已經很高,達到87%,認為稅負可以接受的,僅占8%.這意味著,稅務機關運用大數據擴權,進一步強化稅務監管的諸多舉措,很可能給中國經濟雪上加霜。更為嚴峻的現實是,民企承擔了全國稅收收入的50%,民企稅負占企業總成本的40%,企業總稅率是世界第二,高達67.8%.而國企只承擔了全國稅收收入的30%,并呈下降趨勢。而且,稅負輕重還不僅僅是一個數量問題,它更是一個關涉企業家主觀感受的主客體相互交織的質量問題。即稅負輕重不是稅制改革的根本問題,根本在于權利與權力的關系問題,以及征納稅者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分配是否公正平等。
   因此,對企業納稅者而言,面對稅務監管的“嚴冬”,特別是民企法人納稅者該如何“逃生”,或已成為一個不得不直面并必須做出選擇的緊迫問題。對個體納稅者而言,這同樣是一個不得不直面的現實問題。既要避免對大數據技術、對數字經濟的崇拜心理,也應克服對稅收大數據技術、對稅務監管的恐懼心理,理性應對,利之中求大,害之中求小。畢竟,生存才是企業家心中最高的律令,自利無所謂善惡。
   當然,中國納稅者要順利“過冬”,除了抱團取暖之外,關鍵在于政府的稅收治理智慧。如何在加強征管,密織“稅”網,高舉聚財“利劍”的同時,能綜合平衡轉型社會的特質、經濟下滑的現實,以及納稅者權利意識高漲等重要因素,警惕唯財是圖、唯利是圖的野性沖動。而且,必須明確稅制改革的終極目的在于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福祉總量,而不是聚財。同時還應盡快構建“閉環式”征管權力的監督制衡機制。
   筆者以為,一是能不能對民營中小微企業進行一次性稅務赦免,給一個時限,對之前的稅收情況不再深究,從而消減這些企業的恐懼與焦慮心理,能聚精會神地從事創獲物質和精神財富的活動,從而為未來中國市場經濟培育和保留一批新生的力量。二是稅務機關能不能集中精力,把重點放在打擊那些以倒賣虛開增值稅發票為業的企業方面,以維護市場競爭的公正性與稅收的公正秩序為主責。三是能不能在財政預算的公開透明方面有實質性的突破,通過預算大數據技術的運用,實現政府開支的“可視化”,使征稅與用稅改革并舉。四是能不能逐步建立納稅人主導的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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